疑点重重：谋略处是确实存在过的一个政治实体吗?-季我努学社
季我努学社整理出版中国近代史料，传播历史知识
所有涉及武昌起义的著作都这样描述：起义士兵占领武昌后，即拥至湖北省谘议局,推举新军协统黎元洪担任湖北革命军政府都督。鲍飞黎元洪在起义士兵的要胁下，既不允诺就职，又不表示反抗。起义士兵们于是成立了以新军排长蔡济民为首的15人谋略处，作为决策机关，实际主持军政府工作。然而，谋略处是确实存在过的一个政治实体吗?几乎没有人提出过疑问。
鄂军都督府今景
有关回忆录均说谋略处有15人，只有李翊东说："人数本无一定"1。在研究性的论著中，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列出10人温玄烨，与查光佛《武汉阳秋》、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两书所列全同。王来棣的论文2列出14人，即：蔡济民、吴醒汉、邓玉麟、高尚志、张廷辅、徐达明、陈宏诰、谢石钦、王宪章、王文锦、蔡大辅、李作栋、黄元吉、胡瑛，其中后列4人在上举书中未见。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列出12人，比王来棣文多牟鸿勋，少李作栋、黄元吉、胡瑛。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列出14人，比王来棣文多吴兆麟，少王宪章3。贺觉非、冯天瑜著《辛亥武昌首义史》列出16人，较王来棣文多杨开甲、吴兆麟，较李新书多杨开甲、王宪章。吴剑杰著《辛亥革命在湖北》说谋略处有三十余人(显然是根据熊秉坤的回忆)，列出名单与上列著作有较多不同。
谋略处及其成员的记载最早出现于查光佛所著的《武汉阳秋》。贺觉非断定该书作于1914年。湖北省图书馆根据作者亲笔批改后赠藏的湖北官纸印刷局刊本定在1916年。以后诸书续有记载，现按出版年代先后，分列如下：查光佛：《武汉阳秋》(1914或1916年)，居正：《辛亥札记》(1929年)，吴醒汉：《武昌起义三日记》(1930年)，居正：《梅川日记》(1944年)，贵州董酒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1945年)，黄元吉：《首义后之临时机构》(1946年)，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1947年)，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1948年)，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1952年)仲维维，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1957年)，李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1957年)，诸义平：《第二十九标首义纪实》(1957年)，王保民：《武昌首义纪要》(1957年),蔡寄鸥：《鄂州血史》(1958年)，李翊东：《武昌首义纪事》(1961年)，熊秉坤：《回忆辛亥首义后的两件事》(1961年)。其它还有一些，不俱列。
湖北军政府旧照
上列15名作者都是武汉的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前后都曾亲与其事，有的还是重要的角色近视回归镜。但是，除吴醒汉、黄元吉、李作栋、李翊东4人外，其他11人都未参加8月20日(公历10月11日)在湖北谘议局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及所谓组成谋略处的会议，有些人如居正、张难先、李廉方、杨玉如等当时甚至还不在武汉，他们当然谈不上是谋略处成员。他们关于谋略处的记述，不是亲历的回忆，因而不是第一手材料，其可靠性有待证明。11 人中除熊秉坤1外,其他10人关于谋略处成员的记述大同小异，所差只在一、二人之间，且名单排列几乎相同。以最早记述谋略处成员的《武汉阳秋》为基准，则居正书只少列谢石钦；张难先书、王保民文、蔡寄鸥书全同；李廉方书多列蔡大辅;胡祖舜书多蔡大辅,少王文锦；杨玉如书与胡祖舜相同；章裕昆书少王宪章；诸义平文多列吴兆麟、牟鸿勋，少列数人。上述记述大略分为两类，一类以查光佛为准魏正先，一类以胡祖舜为准。而胡著所列名单实际上也不过是从查书生发开来，变动不大。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何那些未曾与会且又被公认不是谋略处成员的人对于谋略处的记述如此雷同?这是疑点之一崔秀珍。
上文未提及的吴醒汉、黄元吉、李作栋、李翊东4人，都参加了8月20日下午和晚上会议，只有李翊东未被认作谋略处成员。李翊东在回忆录中排列谋略处成员时，与居正相同，名单顺序也几乎一致。李翊东在那次会议上被推举为叙赏长，别人的回忆也指出过这一点，他对谋略处并无深刻印象，只是抄录了居正的回忆录而已。李翊东的回忆录虽发表于1961年，实为抗战期间所作，为张难先《知之录》所取材。所以居、李、张三人关于谋略处的回忆几乎完全相同。
至于吴、黄、李3人的回忆，差别就大了。吴醒汉文作于1930年爱经全书，时任党史编纂委员会编纂，他说："至晚(按指八月二十日晚)即召集合议，共有十五人。同志中有蔡幼香、邓玉麟、高尚志、李春萱、张廷辅、王宪章、徐达明、王文锦、陈宏诰、谢石钦、黄元吉、吴醒汉、胡瑛；临时加入者，吴兆麟、杨开甲、王安澜、马祖全等。翌日即由谋略处商议都督府，及军务、内务、财政、外交各部之组织转世奇缘。……计二十日成立谋略处，新加入者，有吴兆麟、杨开甲、王安澜，二十一日有杜锡钧、张景良、汤化龙、胡子笏等。"5这段话是吴文涉及谋略处的全部文字。该文并未指明参加那晚会议的19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就是谋略处成员，也未指明谋略处组成情况。如果他对谋略处印象深刻，他在回忆中应指明这一点。且他说王安澜、张景良、汤化龙陆续加入谋略处，也不符合谋略处成立要旨雷春美简历，其它回忆录也都没有这种说法。
黄元吉在1946年发表的《首义后之临时机构》一文，回忆了首义次日谘议局会议情况。他说当时参加会议的有李作栋、邓玉麟、张振武等百余人，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后，"首成立谋略处，由刘公主持"；决议暂设4部：以汤化龙长民政部、张景良长参谋部、孙武长军务部、胡瑛长外交部、李作栋长交通部、胡子笏长财政部；推邓玉麟、蔡济民、徐达明、吴醒汉、黄元吉等18人为军政府参谋，以陈宏诰、谢石钦、梅宝玑、苏成章、孙昌复等为谋略官6。这里除了6个部的记述表现出记忆参差、混乱外，关于谋略处有几点与众不同处：一、一般均说由蔡济民主持，只待刘公到军政府后才由刘公主持，这里说一开始即由刘公主持；二、一般均说邓、蔡、徐、吴为谋略处成员，这里连他们也否认了，只说以陈、谢等为谋略官。
被公认是谋略处成员的李作栋，在回忆录中对谋略处的具体情况也只字不提。他只抄引《湖北革命知之录》关于组织谋略处的话，至于谋略处由多少人组成，他本人是否谋略处成员，均未交待，也不再抄引《知之录》。
上述三位被公认为谋略处成员的人，在不同时期(1930年、1946年、1956年)的回忆中，对谋略处是如何组成的湖上杂诗，他们本人是否谋略处成员乞丐煲饭，均未明确道及。他们都提到了谋略处这个组织，却都只是一语带过。为什么他们的回忆比那些并非谋略处成员的人的记述要简单得多呢?这是疑点之二。
必须指出，还有一些记载是根本不提谋略处的。前湖北革命实录馆所藏档案四百余件约三百万字，其中并未提及谋略处7。
此外，还有一些当时人的著作也没有提谋略处，现依出版时间先后，分列如下：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1912)，谭人凤:《石叟牌词》(1914)8，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1930)，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1948),朱峙山:《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记》(1958)郑靖雯,胡鄂公:《辛亥革命武昌三十五日记》(1971)。以上作者，只有胡鄂公自述曾参加8月20日晚上谘议局会议，并被任命为交通部高等侦探科科长9。他在记录当晚会议和以后几天情况时并未记述谋略处。胡、谭、曹、朱四人均未与会骏越酷车联盟，他们关于武昌起义情况的记述都不是亲历。胡石庵是个与党人关系十分密切的革命宣传家，他虽未参与武昌起义的实际活动，但在8月19日已获悉党人当晚要发动起义的消息，20日上午已确知党人在武昌得手冯喆朱珠，晚上还从军政府派到汉口的侦探口里得知谘议局会议的情况。24日，胡石庵在汉口创办《大汉报》，对促进武汉革命事业起到重要的舆论作用。以他与党人的关系而言，如确有谋略处，他不能毫无所闻。但他的《实见记》却无此记载。谭人凤是中部同盟会的负责人之一，负有组织武汉革命的使命远古食人鲨。他甫离上海，而武昌起义已发生，便同居正于23日抵汉。抵汉后，他们先晤病榻上的孙武，后过江入武昌都督府，了解武昌起义各种情形。他看见蔡济民"声嘶形瘘，大有劳顿状，执手慰劳之"，复"退察府中内容，虽有参谋、庶务、军事各部办事，规则均未厘定"10。这些情形，书中均有陈述，独不见关于谋略处的记载。揆情度理，如确有谋略处坐镇指挥，谭人凤断不至如此漠然。曹亚伯是革命党人，但起义时不在武汉。《武昌革命真史》有关武昌首义史实，据说主要得自吴兆麟供给的材料。《真史》详细排列了8月19日以后七天的日程，缕述这七天内军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这正是通常所说谋略处存续期间。但该书无一处提及谋略处。或许是吴兆麟故意隐讳其词?1930年吴醒汉对吴兆麟、曹亚伯发起攻击，也不过说《真史》抬高了吴兆麟在起义中的作用和地位。但吴醒汉随即又说吴兆麟新加入了谋略处籽乌的做法。说吴兆麟是谋略处成员，不啻是赋予他更大的殊荣。吴兆麟又为何闭口不谈此事呢?朱峙山的回忆虽发表于1958年，但那是作者根据当时的日记整理的。熟悉武汉史料的同志知道，朱峙山在起义前后数十年，每日记有日记。朱峙山在回忆录中转引日记说，8月22日，苏成章、邢伯谦回到武昌两湖总师范学堂(朱氏正在该堂读书)向同学们转述黎元洪在谘议局的情况，并说"苏成章、谢石钦、李春萱十余同志，已起草先组织参谋部，办理一切"11。这里也未忆及有谋略处的建立。
谭人凤
如上所述，有相当多著述特别是湖北革命实录馆的全部材料均未提及谋略处。这是疑点之三。
张振武是武昌起义时有名的"三武"之一。他积极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督署攻占后，他即来到湖北省谘议局，与蔡济民、邓玉麟等一起为成立湖北军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久被任命为军务部副长(正长孙武因伤未到职)，实际主持军务部工作。几乎所有回忆材料及著述都未遗忘张振武在那期间的活动。奇怪的是，任何一个关于谋略处的记载都没有张振武的名字。事实上，公认的谋略处成员中，有些无论其能力和声望都不及张振武川娇群。既然谋略处是"规划一切"(《武汉阳秋》语)的，张振武理应有其位置，少了他，很难作出合理解释。是否因为1912年8月16日张被黎元洪、袁世凯设计捕杀于北京，要为之避讳呢?这种情形在查光佛1914年写《武汉阳秋》时或许有可能存在，那么，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的知情人再写回忆时，有何理由因避讳而不提张振武的大名呢?这是疑点之四。
张海鹏，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原会长，季我努学社顾问。原文题为《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原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收入张海鹏《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编辑 |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