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问西东的大学生活，正是死于那几年-单向街书店
为什么要读书？读书有什么用？不管到什么时候，还是有人会问这些问题。而电影《无问西东》给出了答案。
“无问西东”四字，来自清华大学的校歌“立德立言，无问西东”杨智媛。四个字中，既有读书的“务虚”，同样也有阅读时的天马行空。同时，正应了电影中那些动人的情景——西南大学的一批教授、学生，在战火纷飞、轰炸机扫射中，席地而坐，上课、读书……那是一个大师辈出、学术纯粹的年代。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于读书的意义，我们一定要找到某个答案。这场从务虚到务实的追问，也发生于从北大到清华的课堂中。在下文，正午故事的主编谢丁，记述了一堂北大的法学课，在 2000 年左右的教育改革中，貉子课程由盛而衰，从“理想国”回到现实。教授赵晓力从北大辞职去往清华，并没能拯救课程的衰败，仿佛无问西东的大学生活，也正是死于那几年。与此同时，伴随着大时代的脚步，如同“手工业”一样的精英教育，已经变成机械化大生产的大众教育。广大学人们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一并消失了。
▍以下内容转载自单读（ ID：dandureading）。
《一堂法学课》
谢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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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的秋天，我在北大的最后一学年。每个星期三中午，我骑着自行车从万柳到北大校园，去赶一堂课。我紧张不安，甚至有些焦虑。
那是令人紧张的一年。先是非典，我们被集体困在北大万柳宿舍。然后因为一场感冒，我被关在北大西南角一个招待所的小标间，整日思考生命的长短。随后，新的学期到来。我们很快遗忘刚刚过去的那场浩劫唐厚运。在非典期间被停滞的现实生活，迅速回到我们身上。一度闲来无事进行的读书和思考──也将迅速被毕业和找工作所代替。
我随意地挑选了几堂课，为了拿到足够的学分。那时，赵晓力的职称是讲师，他讲《西方法律思想史》大唐2006。
在法学院，最惹人注意的明星老师是朱苏力和贺卫方。几乎我周围所有的人，都听过他们的课。更多的同学选择更实用的科目，他们总是提前为律师职业做好尽可能多的准备。赵晓力不太出名。有关他的传说，仅限于法学院“四大才子”之一。
每周两节课，安排在周三的下午。那是最容易令人昏昏欲睡的时段。我总是在家园食堂吃完午饭，早早来到三教，随便找个教室趴着睡觉。快到两点时，我走下楼梯，穿过东倒西歪的自行车，爬到四教二楼。这是一座更阴森的教学楼，走廊朝北，看不见阳光。偶尔，我会看到赵晓力站在走廊上抽烟。
他个子矮小，但因为微胖的身材，整个人倒显得稳重。不爱说话，不像其他一些老师在课前风趣的和学生谈笑风生。有时候甚至觉得他严肃得过了头，同现实生活保持着固定的距离。抽烟时，他盯着窗外，像在思考，但我们似乎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也没想到，这堂课的“教材”是三本书：《理想国》、《君主论》、《联邦党人文集》。我以前从未读过其中任何一本。当我的同学听说此事时，他们都睁着不敢相信的眼睛，然后以同情的眼神注视着我。这意味着两种可能：我也许根本读不进去，中途开溜；或者，我坚持一学期，但是期末考试很危险。
那是一间小教室，但是选这堂课的学生更少，根本用不着占座。但如果迟到，你就得坐到第一排。我们总是在试图拉开和老师的距离，喜欢往后靠。赵晓力说话声音不大，很少抑扬顿挫。平心静气的。有时候仿佛觉得他只在对一个人讲话，可能是你，或者我。轻言细语钢骨空，内容却严肃得要命。他从书本上偶一抬头的瞬间，眼光犀利的瞟过教室，然后似乎了然于胸的继续读书。
我总是被这犀利所击中。在《理想国》第一卷，这本书的最初几段，我用铅笔密密麻麻的写满了注解。因为害怕和赵晓力的眼光对视，我总是埋头记录下他说的一切凯尔尼格征。有时，我甚至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仅仅是机械的跟着课堂的进度，艰难而无力的快速翻书。
这是一种全新的课程体验。我习惯在人满为患的教室，听老师一个人在讲台上的独奏。习惯不停在笔记本上重复老师在黑板上的板书。当然，我还习惯守着一本法学教材。它总能清晰明了地告诉我，一种逻辑推理，或者是死记硬背的知识。然后我无意中选了这堂课，像闯进了隐藏在北大校园里的一个陌生的角落。有可能，许多人都不曾知道。
赵晓力当年的“西方法律思想史”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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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听说赵晓力，以为他仍是个学生。法学院广为流传的，总是说他如何疯狂地读书，专注于学术，像个走路都在思考哲学的人。我们从未碰见过──也许真的碰见过，但我脑子里立着一个“高大严肃”的形象。
赵晓力倒不再是学生，但当老师却没多久。在北大，他念了 6 年的研究生和博士。1999年，他正式在法学院执教。距离他高考，刚好十年。他是在南京大学念的法律本科，那是 1989 年，划时代的一年。
在南京大学，学校的文化氛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知识界万马齐喑，但 80 年代的积累还在——在图书馆。大学毕业之前，赵晓力读完了图书馆里《读书》的所有过刊。还有许多被翻得破破烂烂的书，如果一本书被翻烂了，你总有好奇心去看一看。这四年，更像是自我教育。大学是文化传承所在，但现在它中断了，图书馆终究是死的。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另一个时代开始。社会科学大规模进入中国，其中最强劲的是经济学。赵晓力到了北大。第二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北大成立。他们花了 3 天时间，举办了 14 个讲座，“感觉像刷新了一代学术”。
这当然和 80 年代已经不同了，但读书和思考仍在继续。读书甚至不再像本科那样一个人进行，读书成为几个人，或者更多人的事情。在北大，赵晓力很容易找到了其他的读书人。他和强世功、郑戈、还有当时是学术个体户的邓正来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读得最长时间的是韦伯。
那时，苏力还不是博导。他常常下课后饭也不吃，跑到赵晓力他们的宿舍聊天谈学术东山翔。在法学楼，他们不顾路人侧目，只要碰见就开始严肃的讨论。
这是 90 年代晚期。在大学之外，已经有人开始质问，读书有什么用？但悖论是，当你没有读书时，你永远无法知道读书有没有用。在读书小组，热情疯涨。吴增定回忆说，李猛经常在食堂里排队买饭时，旁若无人地跟他讨论哲学，声音大得满饭堂的人都听得见，他只好唯唯诺诺，说你说得对。
2005 年，赵晓力在一篇《无形的学院》的文章中回忆读书小组。他说，“学术并不是大家跌跌撞撞摸到一起来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真正的原因。现在，小组的成员已经星散，或者又在其他的地方另行集结起来，大家也久已不读福柯。如果非说小组是什么，那么我宁愿小组是一个友爱共同体。我们在那里接受了相互之间的教育，并学会了自我教育。”“是北大这个无与伦比的地方使这些成为可能。”他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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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好的时候，周三下午总是有阳光射进教室。朝南的那两排座位，随着季节变换，占座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从秋天读到了冬天。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赵晓力一行一行的朗读。有时候累了，就让学生主动举手来读。
在北大未名 BBS 上，我看到一个学生发的帖子。她回忆赵晓力讲他喜欢的张五常和科斯、哈耶克的文章。“有美国的同学在校友录上留言说，看见赵晓力在街上走。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来的，是他背着法学院发的黑包，低着头，步伐坚定的走在通向北大西门的那条路上。和他打招呼，他目光不太集中，似点非点地动一下头。”
那是 2002 年，赵晓力在北大已经当了 3 年的老师。在给 02 级大一新生上法学原理课时，赵晓力安排了五个文本。《1984》、《审判》、《局外人》、《云》、《苏格拉底的申辩》。但那并不是“法律与文学”的学术研究，他只是觉得这些书的内容非常有意思。
但赵晓力最初做老师时，也没想到采取这种教育方式。有一次，一个大一新生跑到他办公室向他咨询，毕业后应该做什么？考研？出国？还是当律师？这让他很惊诧，好像来上大学沈青川，是为了尽快离开。
在这个学生的人生规划里，无论哪一条出路，都不用读太多书。读书并不在大学四年的计划之内。姜柔伊“我是知道读书的好处的，所以我不想教给他们那些很快就能学到，或者必将能够知道的东西。”课堂，本来就很宝贵。
那一年的期末，赵晓力出了一道考试题：“如果让你选择，你希望生活在谁的世界里，温斯顿（《1984》）、K（《审判》）、还是默尔索（《局外人》）？”考试结果很有趣。大部分留学生愿意做“K”，而大陆的学生更多选择了“默尔索”。赵晓力猜测，外国人大概觉得 K 的生活对他们而言比较熟悉，而对于中国学生来讲，恐怕最莫名其妙的就是卡夫卡的《审判》。
“当然，选择默尔索本身并不意味着什么，关键在于选择的理由。有些理由显示了非常高的理解能力，有些理由则暴露了心灵中惊人的荒芜与贫乏，还有一些，可以看出是他是在努力猜想我的标准答案。实际上我反复强调并没有标准答案。”赵晓力说。
“有同学抱怨自己说了真实的想法，但是分数却非常低？”一个学生问他。
“那当然，考试显然不同于忏悔。”
赵晓力对考试的评分曾引起争议。我听过最离谱的流言是，他要么给你 100 分，要么给你零分。但其实，赵晓力每次都是先把所有的试卷看一遍，选出最优秀的一份，给 100 分，其他人参照这个学生依次评分。他认为大学里的分数应该讲究分配正义。
而那些拿 100 分的学生，才被认为是他真正的学生。他们是这堂课的精英，而赵晓力很可能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其实只是讲给他们几个人听。“孔子门徒 3000，贤人 72。”赵晓力将精英的比例也定在 2.4% 。“他们上课的时候特别炯炯有神，你看他的脸，你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能听懂，你其实在讲他一个人听。”
大学是精英教育，而北大更甚。从建校起，这所学校就有浓厚的精英文化氛围。赵晓力总是假定学生有差别，他只给最好的学生讲，然后他们将成为标杆，进而辐射到其他人。精英教育的模式是，你只要抓住少数人怖客在线阅读，你就可以抓住所有。但赵晓力并没有将这种精英教育持续得更久。整个中国都在迅速的变化雷淑涵。进入大学的学生在变红顶位面商人，思想在变。而北大也在变化。2004 年，他调去了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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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国》，柏拉图描述了一个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他先花了五卷的篇幅，来构建出一个理想国的组织。由此，他所达到的结论之一是，理想国的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在第六卷和第七卷，柏拉图开始给“哲学家”下定义。
已经进入深秋。我越来越习惯每个星期三下午的时光，像躲到了一个不真实的世界。教室已经偏冷。我们朗读着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苏美璇，有时觉得那个虚拟的乌托邦是如此荒诞，像这堂课。每当走出教室，迎来快要落下的夕阳，回到现实反倒不知所措。
教室里总有一两个学生，可以站起来和赵晓力讨论某个段落，某个句子。他们也偶尔会站起来朗读。和赵晓力一样，学生的朗读似乎也没有激情。平静，舒缓。但那些句子真有一种魔力，在以前的任何课堂任何空间，我从来没这么仔细的去阅读一本书。
第七卷开始，我们来到了那个著名的洞穴比喻。柏拉图把那些缺乏教育的人比作是关在洞穴里的囚犯。他们只能朝一个方向看，因为被锁着。背后燃烧着一堆火，面前是一堵墙。他们所能看见的，只有他们自己和他们背后的东西的影子──都是通过火光投射到墙上的。他们不可避免的把这些影子看成是真实的，而对于造成影子的东西却毫无观念。
最后，有一个人逃出了洞穴，来到阳光之下。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事物，并知道他此前一直被影子所欺骗。他会觉得他的责任是回到洞穴，回到他从前的囚犯同伴身边，把真理告诉他们，指示给他们出来的道路。但是，那也是困难的。因为离开了阳光，他看到的影子还不如别人清楚，而在别人看来，他比逃出去之前还要愚蠢。
一个学生站起来朗读完这个比喻，赵晓力一边听，一边在黑板上画出这个洞穴，只是几个线条。我把这幅简单的图案原封不动的复制到我自己的书上。如同柏拉图所说，我好像仍是一个被捆绑的囚犯，以为看到的都是真实。但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明白，我们不仅需要一个有着真知灼见的老师，也许还需要一批渴望真知并且擅于思考的学生。
当然，我仍然为这堂课欣喜不已，尽管我并不清楚自己从中获益多少。但它像打开了一扇门。就在这个偏僻、冷清、没有喧哗和掌声的教室，我第一次明白，大学应该如何教育。
但这是 2003 年。课堂和教室之外，赵晓力平静的叙述之外，北大整个学校正在掀起一轮有关大学教育的改革争论。我们很快将从理想国回到现实。
北大其实有两个。一个是表面上大家熟知的，还有一个是无形的、非正式的。赵晓力说，“在北大，大约有 20% 的老师是混子，但也还有大约 20% 的老师是无形的财富。他们可能不写文章，教学也一般，只有少数人知道他们无书不读，极有才华。他们不需要社会和学校的承认，只要自己承认自己。”
但北大第一次推出的改革方案，把这 40% 都给去掉了。“如果这样，北大将沦为平庸。”
有一次，就北大改革方案，学校找青年教师座谈。赵晓力在会上跳出来了，他觉得不可忍受。他问设计方案的经济学家：“你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仇中仇，我们都知道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那你知不知道北大的非正式制度？你是搞博弈论的，而这场博弈的后果就是，你会把无书不读的人和不读书的人同时给排除。”
但这些都发生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在课堂上，我们继续阅读理想国。当初冬到来，我们开始阅读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赵晓力几乎从不把他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的一切在课堂上告诉我们官道医途。第二年，我毕业离开学校。听说赵晓力去了清华，而原因──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的原因，据称是因为职称问题。
也许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投在墙上的影子。
那一年，我记得在理想国第七卷读完之后，赵晓力停下来，下课铃声已经响起。他仍旧慢吞吞的说，“这场对话是在当天晚上最黑暗的时间里进行的，仿佛对话者在洞穴里一样，但他们讨论的却是最光明的东西。对话在这里达到了顶峰。”随后，他让我们回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个走出洞穴的人，最后又回到了洞穴？
柏拉图形容的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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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见到赵晓力，是 2008 年初的寒冬。他的办公室在清华明理楼的顶层，房间不大，但是单独一间。一台电脑，一个办公桌，沿墙一排书架。他仍是喜欢抽烟，一根接一根。
在北大的那堂课已经过去四年，但这才是我和他第一次真正的对话。2005 年，我曾经因为一件小事打电话采访他，只言片语几分钟就说完了。电话里传来小孩的哭声，我才知道他结婚了。这次，我们坐在烟雾里，聊了 5 个小时，忘了午饭。和课堂相比，赵晓力在办公室滔滔不绝，与我之前对他的印象天壤之别。
那场关于北大改革的争论，刺激了赵晓力的出走，同时也让他第一次开始认真地思考大学和教育。而在此之前，在我们的课堂上，他觉得自己对学生没有义务感──他只对那 2.4% 的，和他类似的学生负有义务。
但在清华，赵晓力遇到了执教以来最失败的一堂课。他没有寻找到那 2.4%的学生，一个学期下来，所有学生毫无反应。“你不知道他们听进去没有，或者有没有在听？”他猛吸了一口烟接着说，“那一年我非常沮丧。”到这堂课的期末考试时，他迟到了考场，因此得了一个处分，沮丧到了极点。
赵晓力意识到，学生已经发生了变化。当老师的，总是潜意识认为底下的学生和自己当初一样。但 80 年代，90 年代，直至现在，学生一直在变，老师的教育方式却几乎从未改变。他们很难去想象现在的学生到底在想什么？反过来，每当学生偶尔问及赵晓力的学生生活时，他总说，和你说了也没用，因为你没法想象，而且想象的东西总是差距很大。
中国的大学正在进入民主化。扩招，继而是 20% 的适龄人口升学率。但学费昂贵，却导致大学招考的基数在减少。一增，一减，“今天的大学生已经沦为平庸。”当然，也有少数有天份的学生，但那并不是因为教育所致，而是天份使然。在经历了北大改革、清华失败的一堂课之后，赵晓力开始认真反思教育。他开始尝试在教育方式上进行改变。
“我们不能再依赖所谓的启发式教学。就像北大那堂课，教和学是脱节的，你希望他去图书馆，自我学习。精英教育就是这样。但现在，我们要转向大众教育。”
“那现在怎么上课李泳汉？”我问他。
“如果学生有上、中、下之分，我现在讲课，针对的是中间那部分人。因为最好的那部分学生，2.4%，很可能已经没有了。”
在那堂失败的法学课，赵晓力等了一个学期，也没有等到一个标杆式的学生冒出来。第二年，他开始转变教育方式，重点强调课堂，对课程进行流程化管理──倒有点像清华擅长的工科教育模式。教和学，必须同时在课堂完成。书仍是要读的，但他开始在课堂上布置作业。
我无法想象像读机械工程课本一样，去读《理想国》。什么时候具体读哪一卷，在开学之初就已经定下吉娜·维尔德。剩下的，就是按部就班。我想起赵晓力以前在课堂上那一瞥犀利的眼神，那是一种探寻。如果其中两三个学生理解得快，他就讲得快。现在，他得按照事先定好的课程设置，一步一步缓慢前行。
这当然并非清华和北大之间的区别。有许多人经常谈论中国的大学教育，但却很少有人在实践中去尝试。这两年，甘阳在清华试验了两个学期的通识教育课程，赵晓力是助教邦奇威尔斯。在北大时，他其实很少思考这些问题。但在清华，一旦接受这种现实，就得努力去做出一些建设性的实践。
我们在烟雾弥漫的小办公室聊到下午 2 点。这仍是一个令他很激动的话题。有时，我不免感到一阵失望，因为“平庸”这现实。我也大约能看出吴丹佳佳，相对于北大时期，现在的赵晓力更接近“老师”的身份和状态。但我总希望，他应该是“导师”——至少，对于那 2.4% 的人来说──如果他们还存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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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四年之后，我再次坐到了赵晓力的课堂上。我从国贸坐地铁，到了五道口，步行至清华大学法学院明理楼。有点像怀旧，背包里仍装着《理想国》，自从毕业后我再没翻过它。
课是下午 3 点，在三楼，一间敞亮的大教室。我提前半个小时到了那里，一个人都没有。这是给大四学生开设的，仍是《西方法律思想史》。赵晓力负责讲后半学期，他安排阅读两本书，《联邦党人文集》和《论美国的民主》。那天是这学期最后一堂课。
离上课还有十分钟时，学生陆陆续续走进来。我旁边一位女生一直在看一本《財经》杂志，许多人打开了笔记本电脑。前面两排座位，仍然是空着的。赵晓力穿着深蓝色毛衣和灰色夹克，仍是平头，但精神很多。讲台很宽敞，讲桌底下还藏着电脑，黑板上有大屏幕拉下来。相比而言，四年前的北大四教，像手工业，过时，却珍稀和昂贵。
课一开始，赵晓力就让一个学生到讲台做报告，可能是上堂课布置的作业。那是一个挺内向的学生，但赵晓力曾对我说，他现在要保证每个学生都要被叫到一次。学生的声音不大，赵晓力说话仿佛更严厉了一些。教室有了回音，或许是空间太大。整堂课，我们都没有再一行一行朗读文本。坐我身旁的一个学生甚至没有托克维尔的原著，我们共用着一本书。
大部分时间，底下鸦雀无声。偶尔传来电脑打字的声音，提醒我这是 2008 年。像四年前一样，我随着赵晓力平缓的声调，开始缓慢进入一个遥远的世界。当时是柏拉图，现在是托克维尔。仍然有一种魔力黑社会美眉。几百米之遥的清华东门，是 Google 公司和 IT 人士聚集地。你会觉得那一切越来越远。直到下课铃声久违的响了起来。
这是两节课之间的十分钟休息。赵晓力走出教室，我追出去却没看见他的身影。几分钟后，在楼道的男厕所，我碰见他站在窗口前抽烟。走廊禁止吸烟。他望着窗外，我仍不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