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陈路芳：《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研究综述-大槐安国
《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研究综述
文｜陈路芳
摘要：张康之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一书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行政伦理学和行政学著作，还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哲学著作。该书的基本特性是反思性、开创性、可读性和乌托邦性等。其主要贡献为：它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行政实践模式及理论给出了确切的历史地位，并提出了未来公共行政的模式；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公共行政的“思想模型”中的各种缺陷；提出了“在公共行政领域拒绝权利”的主张；建构了公共行政的道德框架，为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寻找到了一个新的坐标。该书引起的争论问题主要是：如何超越官僚制；如何实现社会秩序的供给；“在公共行政领域中拒绝权利”值得商榷；道德能否制度化等。该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存在反复重叠之处；行政权力道德化的提法有些偏颇；谈及制度道德化时显得有些底气不足；对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的区别没有具体论述等。
关键词：公共行政；伦理；视角；综述
中国人民大学张康之教授的论著《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以下简称《寻找》），自2002年8月出版至今已有两年多，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少学者教授发表评论，表明看法，从所发表的论文看，可以说是好评如潮，当然ap汉人，这其中也不乏批评和建言。综观这两年的讨论，有以下几个方面他们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一、关于该书的性质和特点
关于《寻找》是一部什么样的的著作，不同的学者用了不同的修饰词。这些修饰词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该书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1.该书的学科性质
乔耀章①、陈忠、唐兴霖、孔金平和陈先达等都肯定《寻找》是一部行政伦理学和行政学著作，还有学者认为，《寻找》还是一部哲学著作。唐兴霖就认为：“《寻找》是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行政哲学和行政伦理学力作。《寻找》运用科学的方法，将行政学、管理学、伦理学和价值哲学等学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拓展了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深度，形成了新兴行政学科的研究方向，为我们深化行政哲学和行政伦理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迪。”
1.该书的基本特性
从总体看，论者们认为该书具有反思性、开创性、可读性和乌托邦性等。
反思性：认为《寻找》是对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官僚制的哲学反思。唐钧就认为：“《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一书从反思作为公共行政理论基础的基本问题入手,分析了科层制的种种缺陷和困境，探讨了以往行政改革中各种失误的原因，建构起了一个公共行政伦理框架,提出公共行政的道德化以及行政改革与政府能力的道德整合的构想。”
开创性：宋惠昌、陈忠、乔耀章和孔金平等认为，《寻找》具有开拓性，比如孔金平就说：“这本书内容丰富，观点新颖，即便是对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该书也作出了富有新意的解读，于无见识处有见识，堪称是一部现代行政伦理学的开拓之作。”陈忠也说：“虽然张康之教授有关以德行政的某些具体观点和结论不是不可以商榷，但不可否认的是，《寻找》作为一部行政伦理学的开创性著作，对我国伦理学研究与行政学研究及两个领域研究的交汇都具有重要意义”。
可读性：多数读者都有此看法，王冬芳和孔金平等即表达了此种看法，王冬芳说：“《寻找》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书，也是一本值得批评和商榷的书。说它值得阅读是因为它处处充满灵感，给人们以启示,引发人们思考；说它值得批评和商榷，是因为这些灵感常常显得怪异让人不想接受而又不得不接受。”
乌托邦性：唐兴霖、孔金平和陈先达等在他们的评论文章中，都提到《寻找》的乌托邦问题，只是他们对“乌托邦”有着不同的解读。其中唐兴霖的看法比较直截了当：《寻找》是一部由学者撰写的行政哲学和行政伦理学力作相约魔界，“但是在阅读这部著作的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它的强烈的乌托邦色彩”，怀疑作者“关于道德化的构想能否在现实中得以实现。”孔金平则盛赞《寻找》的乌托邦精神，并说“乌托邦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永恒动力，……，今天的乌托邦可能会变成明天的现实，‘乌托邦常常只是早熟的真理’。”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张康之的新著《寻找》兼具批判性和建设性，是一部非常大气和非常厚重的书（张铭）。
二、该书的主要贡献
《寻找》作为一部反思性、批判性、开创性和建设性著作，必有其独到之处和独特的贡献。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寻找》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行政实践模式及其理论给出了确切的历史定位，并提出了未来公共行政的模式
人类自从出现了利益分化和阶级分化，就有了行政管理，而不同时期的行政管理有不同的特质，《寻找》对其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并抽象出自己的分析框架，正如胡启智所言：“它用统治行政、管理行政和服务行政这一理论解释框架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行政实践模式及其理论给出了确切的历史定位。”
范绍庆也指出：“张康之先生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对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和理论作了分析和考察，在官僚制弊病的人文救治方面提出了公共行政道德化问题，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提出了构建服务行政模式的设想。”
张康之先生的分析框架表明，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种行政模式即“统治行政”（传统社会）和“管理行政”（近代社会），而即将到来的行政模式将是一种全新的行政模式即“服务行政”。
2.深刻揭示了现代公共行政的“思想模型”中的各种缺陷
现代公共行政是根据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建立起来的行政模式，这种行政模式试图克服传统官僚制中的非理性因素，建立一种基于工具理性的官僚制，遗憾的是现代官僚制“不仅把官僚体系中的人变成了官僚机器中的齿轮，而且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工具理性化，把官僚制作用范围中的人都变成了片面发展的人。”导致了行政人员的无责任和公共行政的低效率，因此，受到了当代社会行政改革的批评，当代西方的行政理论和实践都试图克服和超越现代官僚制，可是都找不到有效的途径苗可秀近照。正如张康之教授指出的，“官僚制在,/世纪中的所有失败都在于它根据工具理性的原则排斥了正向的道德价值的介入，所以才受到了官僚即行政人员不道德的侵扰。找到了官僚制的这个病根，也就意味着发现了改造官僚制的方向。那就是在政治生活中和公共行政体系的建设中，超越工具理性的思维，引入政治的和行政的道德价值控电少年，走以德治国和以德行政之路。”在这里，张康之教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阐述了西方公共行政领域对现代官僚制超越的“思想模型”的缺陷。
范绍庆、唐兴霖和唐钧等对张康之教授的这一理论的独特性和创见性都作了评述，唐兴霖明白地说：“以往有关行政伦理的论述发飙姐，都仅停留在诸如重要性等一般层次，而《寻找》则直接从理论的历史入手，通过对公共行政一系列经典理论的考察，提示了现代公共行政的‘思想模型’中的各种缺陷，富有创见地提出整个20世纪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根本缺陷在于放弃了伦理向度，从而呼唤公共行政学研究要超越现状，实现对公共行政研究伦理化的回归。”
3.提出了“在公共行政领域拒绝权利”的主张
张康之教授认为，“经济人”假设是不适用于公共领域的，提出适用于公共领域的是“公共人”假设。他指出：“在私人领域，在市场中，人作为经济人而存在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在公共领域中，人如果作为经济人存在的话，那就不再是合理的，而且是对公共利益有害的。”“只要政府官员是‘经济人’，他的行为后果就必然是违背公共意志和侵犯公共利益的。”“运用手中的权力为小团体或个人谋取私利”、“公共领域中的个人权利实际上不应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他的个人权利必须在公共的价值追求和定位中找到合理的位置。”
范绍庆、宋惠昌、唐兴霖和唐钧等都充分肯定了张康之教授的这一富有创见性的主张。正如宋惠昌所言：“特别是作者正确地指出，在公共行政中必须正确处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公共行政拒绝权利’的主张”。唐兴霖也说：张康之教授“在寻求公共行政的伦理淡化这一缺陷的救治问题上，提出了在公共行政领域中拒绝权利这一大胆的设想。”
4.建构了公共行政的道德框架，为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寻找到了一个新的坐标
《寻找》跳出了原有的行政学解释框架，它不仅是为公共行政学寻找到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而且为公共行政学的确立构建了一个新的道德框架，提出了制度的道德化的大胆设想，也建构了关于行政本质的中国式知识话语。从而把行政伦理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领域、新的阶段、新的水平，唐钧、宋惠昌、武玉英①、张铭、乔耀章、唐兴霖和陈忠等对此都有同感和相关论述。
孔金平还进一步指出，张康之教授运用总体性思维方式给出了四个分析框架：“中心——边缘结构模式；统治行政——管理行政——服务行政；觉识时代——摹仿时代——创造时代；分配关系占主导的社会——交换关系占主导的社会。”
三、有关《寻找》中相关问题的争论
寻找真理是一个曲折而艰难的过程，《寻找》的大胆创新，也必然引起各方争论，能引起争论是一件好事，有争论才显示它的价值，也才能推动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从这两年发表的文章看，学者们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争论：
1.如何超越官僚制
张康之教授认为，公共行政的道德化是超越现代官僚制的途径，即通过道德价值因素的引入和政府道德化来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倡扬人性发展和价值实现，把公共行政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实现的供给者，建立以道德化为特征和以服务为内容的服务行政模式。范绍庆赞同张康之的这一看法，但陈忠和唐皇凤则有保留。
陈忠写道：“对张康之教授建构行政伦理学的实践导向，我们完全同意，但我们并不认为其提出的具体实践方案具有真正实现的可行性休掉亿万爹地。”(并从以德行政是否具有普遍的行政学意义，是否只对中国有意义；以德行政能否通过简单的道德控制实现；能否从理想出发一劳永逸实现以德行政这三个方面分析了以德行政的具体实践方案之不可能性。
唐皇凤也指出：“对官僚制的超越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理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目前都只能表现为对官僚制的进一步修缮*而不是抛弃官僚制的基本制度框架与组织结构本身。”
2.如何实现社会秩序的供给
张康之认为：“政府的社会秩序供给大致有三条，即专制集权型的、法律制度化的和伦理道德化的。单纯的专制集权型的、法律制度化的社会秩序都是虚假的秩序*只有在法律制度基础上以政府自身充分道德化为前提的社会秩序供给才是健全和完善的。所以，在现代社会，提出政府自身的道德化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林正疆。”宋惠昌教授同意这一看法，认为这是对行政伦理学理论的一个深化，但不同意离开“依法行政”单独提“以德行政”，认为这不够全面，也不同意《寻找》作者关于“公共行政道德化”的提法，认为“公共行政道德化”这个提法本身的内容具有不确定性中响复韵母，特别是由于人们对某些道德规范的不同理解，而对“公共行政道德化”的具体内涵会产生歧义，并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好像“道德化”是行政改革的惟一选择，所以主张用“建立公共行政的道德规范”来取代“公共行政道德化”这样的提法，政府应以良好的法律制度为基础，同时进行有效的道德教育，形成真正稳固的社会秩序。
3．在公共行政领域中拒绝权利”值得商榷
前面已述，张康之教授在《寻找》中提出了公共行政领域中拒绝权利的大胆设想，其理论勇气和创造性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但也存在着一些争论的空间。
陈忠就对张康之教授提出的“在公共领域拒绝权利意识”这一大胆设想的具体观点“表示理解却并不赞同”陈栏芳，他认为希望通过取消公共领域从业人员的权利意识一劳永逸地实现行政领域的清明、高效，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只是一种理想，是人类可能要为之奋斗到尽头，而永不可能真正达到的目标。其理由在于：现实行政领域从业人员并不可能从真空中产生，他们都带有或多或少的个人权利意识；也就是说，公务人员在本质上是在特殊行业——公共领域工作的社会从业人员，与其它行业相比，公共领域虽具有特殊性，但不具有优越性；行政领域从产生之日起、从源点上，就带有“原罪”。[5]"(乔耀章也认为，张康之教授提出的在公共行政领域中拒绝权利这一大胆的设想值得商榷。
4．道德能否制度化
制度的道德化和道德的制度化，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实践问题。如前所述，陈忠就表示“对张康之教授建构行政伦理学的实践导向，我们完全同意，但我们并不认为其提出的具体实践方案具有真正实现的可行性。(而陈先达则有所保留，他说：“道德能否制度化，这在当前是一个令人生畏的课题。但是，在几百年前，学者们也是不敢相信法律可以制度化的。后来，法律的制度化却成了一个历史事实。同样，在今天，道德制度化似乎是空想，但并非绝不可能。特别是《寻找》一书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积极探索和逻辑证明，使我们相信道德在一定程度上的制度化是一个可以追求的社会目标。”(也就是说，道德的制度化有一个程度的问题。
5.如何把实际上外在的伦理要求内化为政府和公共行政的实际品质
以德治国”就必须有一系列的伦理道德规范去约束政府及其官员的行政行为，正如依法治国要有法律规范去约束政府及其官员的行政行为一样，但是法律与道德的重要区别在于，法律是他律，防之于已然，而道德是自律，防之于未然.（当然，不道德的行为事后也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但当一个人在利益面前把道德弃之不顾时，舆论就显得微不足道了）。那么如何把外在的伦理道德规范内化为官员的道德意识及其行为准则呢，这是一个难题。就这一点，张锁庚认为：“张教授的讨论至少面临一个矛盾，如何把实际上外在的伦理要求内化为政府和公共行政的实际品质?也即是说，张教授之以德行政恰恰是一种伦理的视角，一种无法实现的伦理视角。”因而认为“以德治国的关键不是以德行政，它仍然是以法行政，只是我们必须把法本身不再看做是传统社会以阶级或阶层对抗为基础的统治意志的体现，而是以平等的多样性、公正为基本内涵的治理原则的体现，在这一意义上，以德治国首先强调的恰恰是政府和公共行政忠实地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这一点，即张康之教授所言的‘公共行政的道德化’，它也是‘社会秩序的道德化’的基本保证，但是绝不是依赖行政主体的道德化的结果车载mp5，相反行政人员的道德状况#不是他们的个人道德水平陶艳波，而是作为行政人员的普遍的道德水平恰恰是规范行政的后果。”
四、《寻找》的缺陷和不足
学者们在充分肯定《寻找》一书的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存在反复重叠之处
张铭认为，《寻找》一书虽然是一部气势宏大、极具理论厚度的书，但是，在结构行文中存在着某些反复重叠之处，大体上相同的思想在书中不同的地方有时反复出现，给读者的感觉似乎是全书在结构上不是十分的严密和紧凑黎爱莲。
2.行政权力道德化的提法有些偏颇
宋惠昌认为，《寻找》作者对“以德治国”思想是非常重视的，并且把它作为当前我国行政改革的一个指导思想，这是很正确的。但是，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行政改革的关键是确立行政行为的法治基乔若熙础，或者说首先是“依法行政”的问题。因此，单独提“以德行政”，应该说是不够全面的。
3.一些提法有着含混模糊的性质
宋惠昌认为，《寻找》中的几个提法，如“社会秩序的道德化”或者“道德化的社会秩序”、“政府的道德化”或“政府道德化”、“公共行政道德化”等，这些提法，有着含混模糊的性质，使人费解，也容易造成误解，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4．谈及制度道德化时显得有些底气不足
唐兴霖认为，从行文上来看，《寻找》在行政人员的道德化建言中显得非常从容，而在涉及到制度道德化的问题时，就显得有些躲躲闪闪，这是该书的一个致命缺陷。
5．对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的区别没有具体明确的论述
张铭指出：《寻找》一书作者在公共行政领域所倡导的“德”和“伦理”当然不同于传统文化中的那一整套东西。但作者在面对两种完全不同的伦理道德建设时，未能很好地对它们之间的区别、特点、关联及背景诸方面作出明确的澄清，没有就两者间可能出现的影响、渗透和错位作出深入的探讨，没有在“底线型”普世伦理道德、职业型伦理道德与“特殊价值型”伦理道德之间进行明确划界，没有在“职业性”规范与“政治性”规范之间作出区别。
6.带有对以德治国原则的某些误解
张康之教授提出的“以德治国原则”是建立在试图超越西方官僚制的后工业文明的物质基础上的，而我国尚没有建立超越后工业文明的物质基火星哥多高础，在没有证明“组织人”和“经济人”已经在我国成为过去之际，用它作为组织制度的原则来要求我国的行政主体，这有点强人所难，起码“带有对‘以德治国’原则的某些误解”。
《寻找》虽然存在着某些缺陷和不足，但瑕不掩瑜。学者们认为，《寻找》从伦理学和哲学的角度来探讨公共行政问题，为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对于推动中国行政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有重要意义。《寻找》一书的学术地位一定会随着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深入而产生长远的影响，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得到提升，在未来的行政学经典名著中，旨定会有《寻找》这本书的一席之地。《寻找》一书将会成为一本能够引起更多赞扬和更多批评的著作。
文献来源
陈路芳：《《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研究综述》，载《行政论坛》，2005年第4期；9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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