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照金|《习仲勋与照金》（之）参加创建照金苏区-耀州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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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照金，一方红色热土，留存着众多红色印记，用生命传承着革命记忆。
在这块红色沃土上，上世纪30年代，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了我党在西北地区第一块山区革命根据地——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不断巩固、发展与陕北根据地统一为“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八路军奔赴抗日战场的出发点，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留下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红色照金的众多不解之缘，亦书写了他们英雄的事迹和不朽的功绩。
在这红色的七月，让我们怀揣一颗赤诚的感恩之心，再次聚焦照金，共同阅读红色照金系列丛书——《习仲勋与照金》，深切缅怀习仲勋同志在照金地区战斗的革命生涯，以及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
《习仲勋与照金》连载之五
参加创建照金苏区
习仲勋到照金后便积极参加游击队的活动，并随部队一起开展征粮、分粮斗争，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此时，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准备转入外线作战，临出发前谢子长给习仲勋交代了任务，指示他留在照金一带做农村工作，建立根据地，并在发展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七支队。红军陕甘游击队要离开照金了，习仲勋特意赶来和刘志丹道别。刘志丹殷切地嘱咐他：“你是关中人，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到很多困难，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习仲勋牢牢记下两位游击队领导交给自己的重托。
临走前，刘志丹特意将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特务队留在照金，安排大队参谋第五伯昌随特务队行动，并交代习仲勋参与这支武装的领导和教育，协助指挥游击斗争。
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特务队，主要由旬邑武装起义部分人员组成，是在程双印、第五伯昌的率领下辗转加入红军陕甘游击队的，进行过多次战斗，人员整齐，英勇善战，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武装。特务队队长程双印，政治坚定，指挥作战能力强，很能打仗。大队参谋第五伯昌，军事知识和群众工作经验较为丰富。刘志丹如此周密的部署安排，可以看出他对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用心深远，对习仲勋极为信任和支持。
刘志丹、谢子长率红军陕甘游击队离开照金后，习仲勋和程双印、第五伯昌一起，带领特务队与李妙斋带领的地方游击队并肩作战，在芋园一带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农民联合会、妇女联合会、赤卫队、少年队等群众组织，发展党员，并在照金、旬邑及渭北一带打土豪、分粮食，开展游击运动。
但是，就在刘志丹、谢子长率红军陕甘游击队出发后不久，留在照金的特务队出入意料地发生了突发事件，特务队中队长陈克敏带队叛变了。陈克敏，又名陈连升，河南泌阳人，土匪出身，生性凶残不羁，在照金革命形势飞速发展之时混入我游击队。刘志丹、谢子长率游击队主力离开照金后，陈克敏匪性不改，以国民党地方民团名义驻扎在龙家寨一带，与工农武装为敌。陈克敏的叛变，给特务队及其他游击队的工作和安全带来严重破坏和影响。特务队队长程双印，凭借坚定的党性和负责保卫工作的敏锐嗅觉，从蛛丝马迹中发现陈克敏预谋叛乱后，为防止陈克敏叛匪对革命队伍造成更大的危害，带领特务队数人赶到碌碡坪，欲提前制止其叛乱，不幸的是，被事先隐藏在窑内的叛匪开枪打死，当场牺牲。
陈克敏中队突然叛变，特务队队长程双印不幸牺牲，特务队一时出现混乱。为了保存这支革命武装，习仲勋立即与第五伯昌商量对策，决定由习仲勋任特务队指导员，第五伯昌任代理队长，带特务队迅速撤离照金地区，南下向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的渭北革命根据地转移。
渭北革命根据地位于关中腹地渭河以北的三原、富平、耀县、泾阳和淳化5县的交界地段，东至富平县的老户沟、淡村、都村、石桥、觅子等地，西到淳化县的夕阳、固贤、石桥一带，南接三原白鹿塬、孟侯塬南畔，北连耀县华里坊、东牛、让牛、小丘等村镇，其中心区域在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一带，距离照金不过百里。习仲勋带领特务队从照金南下三原武字区时，正值渭北革命斗争形势高涨之际。
习仲勋带领特务队避敌阻截，穿越密林峻岭，日夜兼程，来到三原武字区。当特务队终于到达三原武字区与渭北游击队胜利会合的时候，习仲勋觉得如释重负。一个多月前，他寻找刘志丹、谢子长历尽艰辛，离开渭北辗转去照金；现在，为了实现刘志丹的嘱托，保存革命武装力量，他又带队伍回到了渭北。
特务队到达三原武字区后，被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又称武字区后区游击队），习仲勋任政治指导员，程国玺任支队长。第二游击支队经常驻扎在甘涝池村，主要活动于渭北根据地西北边界的富平、耀县一带交界地区。
随着渭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一领导，于1932年10月初，正式成立了中共渭北特委。共青团渭北特委也在三原武字区同时宣告成立，习仲勋任共青团渭北特委委员。身兼二职的习仲勋带领第二游击支队，把活动范围扩大到武字后区等地。
中共渭北特委成立后，领导根据地军民更广泛地开展了分粮分地的群众斗争，坚决打击地主武装，肃清反动势力，维护根据地社会秩序安定。10月上旬，习仲勋率领第二游击支队，与第一游击支队一起紧密配合渭北特委开展武装斗争，杀豪绅、驱逐催粮要款的差人，开展分粮斗争，保卫红色革命政权。如此一来，正如贾拓夫所说，“因为游击队的扩大，所以群众斗争也急剧地开展起来，游击运动的呼声也深入到渭北各地群众斗争中…”游击队所到之处，地主豪绅闻风丧胆，广大群众热诚欢迎，渭北革命形势如火如荼，轰轰烈烈。 就在渭北苏区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之际，在党内“左”倾错误的指导下，10月6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决议要求“渭北各党部必须发动与领导群众斗争来纪念十月革命，发起广大群众的纪念大会与示威，形成更广泛的群众运动，党应立刻积极地准备这一工作。”10月8、9日，渭北特委召开三原、富平、蒲城、耀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研究讨论省委《决议》和根据地政权组织问题。10月30日，中共渭北革委会党团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贯彻省委决议，在11月6、7、8日连续三天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隆重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
11月6日，渭北革命委员会召开了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大会，习仲勋率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参加大会。会后，习仲勋带领全副武装的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为先导，率领数千名群众参加游行队伍，步行到武字区以北10多里地以外的马额镇示威游行。次日，参加集会的人数骤然增加，群众情绪更加高涨。习仲勋再次率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走在游行队伍前面武装护卫。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南行近20里从三原县以东的西阳镇穿过，再经富平县的瓦窑头、淡村，当日又返回武字区。11月8日，纪念大会进入第三天，团渭北特委组织演出化装新剧，举行游艺会，并刷写标语、散发传单7000余份。
渭北苏区连续3天的庆祝活动极大地震动了敌人。在苏区领导人和革命群众还沉浸在庆祝示威活动带给他们的喜悦中时，敌人却在磨刀霍霍了。11月9日，渭北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驻军与三原、富平、泾阳、高陵、耀县、淳化6县民团一起，突然进攻包围武字区，联合进行武装“清剿”。不到一个月时间，武字区先后6次遭到“围剿”洗劫，五、六十名党、团员和群众被杀害，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工作陷入瘫痪，渭北游击队被迫分散行动。为保存革命力量，习仲勋和中共渭北特委书记李杰夫率领第二游击支队向西南方向的心字区转移。
习仲勋带领第二游击支队转移到心字区后，立足未稳之际，敌人又来“清剿”，游击队无法集中活动，遂决定支队长程国玺和第五伯昌带支队到旬邑一带打游击，习仲勋和李杰夫秘密转移到照金。照金也不安全，敌人到处捕杀革命者，习仲勋和李杰夫只好又返回三原心字区，在一个水洞内隐藏了10多天，度过了危险期。
三原、照金待不住，习仲勋索性回到富平西区开展革命工作。富平淡村是习仲勋的家乡，相对来说，他比较熟悉这里的情况。习仲勋携带枪支来到离习家庄不远的唐家堡，在幼时好友岳强明家住了下来。在习仲勋的引导下，岳强明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习仲勋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岳强明入党后，除掩护习仲勋的安全外，还将姚万忠等一些党员和进步青年串连在一起，有组织地开展革命活动和武装斗争。
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习仲勋在岳强明家召集姚万忠、刘鸣凤等人开会，成立了中共淡村党支部，姚万忠担任支部书记。随后，还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并以这些党团员为骨干，建立起富平县淡村游击队。淡村游击队有20多名游击队员，由岳强明、刘鸣凤负责。不久，三原武字区前区游击队队长康尚武带队伍来到淡村一带开辟工作同心生死约，习仲勋即担任了这支游击队的政治委员。
这一时期，习仲勋一方面领导和发展当地党组织，另一方面指挥两支游击队相机开展武装斗争。当时，关中一带的大饥荒刚过，农民吃粮极为困难，因而，解决好群众的吃饭问题成了当时的燃眉之急。习仲勋紧紧依靠淡村党组织，发动并带领上千群众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分粮斗争，强制收缴当地豪绅的粮食和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并处死了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田顺子、党玉升等人。
习仲勋领导的富平西区革命斗争同样也遭到国民党驻军和地方民团的“清剿”。在严竣的斗争形势面前，既要开展斗争，又要隐蔽自己，有时，习仲勋和几位领导骨干成员晚上不得不在荒郊野外塌陷的墓洞中过夜。
12月中旬，中共渭北特委在富平召开扩大会议，宣布撤销中共渭北特委，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习仲勋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委员。同时，将共青团渭北特委改建为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习仲勋任组织委员。不久，习仲勋任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从富平迁回三原武字区。
当渭北地区革命斗争形势出现逆转之时，在百余里以外的照金地区，革命斗争正呈浪潮汹涌之势。
红军陕甘游击队经过艰难曲折、顽强拼搏的斗争和征战，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1932年12月24日，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今旬邑县辖）召开军人大会，隆重举行红二十六军成立典礼，举行授旗仪式，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正式成立，并发表宣言和通电，申明红二十六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和纪律，组建了红二团。杜衡任红二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和少年先锋队，共计200余人。从此，这支年轻的工农武装，肩负起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任。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按照中央和陕西省委的部署，在照金地区游击队的紧密配合下，实施武装开辟陕甘边新苏区的计划。首先，将打击重点指向照金地区及其周围反动民团，摧毁它们的据点和反动政权机构。其中，12月25日，攻打焦坪夏玉山民团，首战告捷。之后，南下照金香山一带，和渭北游击队一起发动数万贫苦农民和灾民没收并分配了香山寺囤积的大批粮食和布匹。接着，转锋西进，在当地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大力协助下，歼灭照金和旬邑民团各一部，镇压了反动保长刘德才、民团头目孙效礼。继而，向南奔袭淳化，攻破铁王镇，袭击通润镇。至此，经过近一个月的辗转游击、纵横驰骋，红二十六军横扫照金腹地和周围的反动势力，初步廓清了照金苏区的内外环境。
1933年3月，红二十六军东进同官，南下三原崔紫轩，连战告捷，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域冯坚妮，巩固了照金苏区的外围阵地重生擎天，逐步形成了以照金薛家寨为中心，东达胡家巷、高山槐，西抵七界石、黄花山，北迄断头川、王家沟，南到老牛坡、桃渠原，横跨耀县、同官、淳化、旬邑、宜君5县边界的照金革命武装割据区域马元的母亲，面积达2500平方公里。
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后鸿蒙玄天曲，为了加强对陕甘边新苏区的领导，中共陕西省委提出了建立照金苏区各级党、政、军组织的紧迫任务。除选派汪锋、高维翰、黄子文等人去照金苏区红二十六军外，又决定选派一批领导干部前去照金工作，具体筹备组建照金苏区各级党、政、军组织，充实和加强照金党、政、军、群组织的领导力量。习仲勋便是被省委选派者之一。
1933年3月初，中共陕西省委将习仲勋从三原调到西安另行分配工作。习仲勋来到西安后，在东关的三八旅社住了下来，并与居住在附近另一家旅社的陕西省委组织部秘书程建文、周凤鸣夫妇取得了联系。习仲勋住在三八旅社期间，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孟坚曾先后两次到习仲勋住处了解情况，并就派他去红二十六军工作事宜作出具体安排。
习仲勋受省委委派许黎丹，乘坐一辆畜力轿车当日到达三原县城李寒空，夜宿东城。第二天午后，步行经三原以北的鲁桥镇五官方，天黑时翻过瓦头坡，进入富平县党家堡，取道线家塬其表姐家住下。次日，他身穿长袍，头戴礼帽，化装成商人模样继续北行，过了老户沟，找到设在武字区附近一个秘密联络站住下。此时，红二团政委杜衡离开部队回省委途中也暂住在这里。两人碰面后，习仲勋从杜衡口中得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东进同官攻占金锁关之后，又乘胜南下与渭北游击队协同作战鹘鹰怎么读，于三原心字区北原马道两旁设伏胡书涵微博，歼灭敌驻侯家堡一个骑兵排。得此消息，习仲勋便跟随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一起行动，任红二团少年先锋队指导员。
习仲勋随红二团南下三原、泾阳交界地带，袭击泾惠渠吊儿嘴国民党地方民团后，由西凤凰山过泾河，翻越一座大山来到淳化县南村堡附近宿营。驻扎在南村堡的民团突然向红二团开火，刘志丹指挥部队将民团一举歼灭。接着，红二团沿途在旬邑县土桥镇消灭国民党河工队30余人；后在彬县龙马、高村歼灭彬县民团30余人，胜利返回照金。
习仲勋在随红二十六军作战行动中，逐步了解了在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和成立红二十六军过程中党内发生的矛盾和激烈斗争。特别是杜衡在此期间的活动引起了他的惕和深思。他从红二团领导口中得知，杜衡在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成立时，武断地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严重警告”的错误处分，命谢子长、阎红彦速赴上海中央“受训”，后在红二团官兵的强烈要求下，杜衡才同意刘志丹和杨重远继续留在部队，分别担任红二团政治处处长和参谋处长。正是有了刘志丹的留任，才使这支队伍免遭被杜衡最后断送的厄运。
习仲勋没有参加红二十六军的改编沙拉丁，然而他作为一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边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之一江北女匪，在40多年以后撰写的一篇文章里，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深刻而中肯地评述了这段历史。
习仲勋在文章中指出：在照金根据地的建设上，和当时省委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也是充满斗争的。刘志丹一心一意要走井冈山道路，他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批判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同时又努力争取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而杜衡呢，他是红二十六军成立时中央派来担任政委的，执行的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刘志丹等一批同志看做眼中钉，自己一意孤行，一味蛮干，后来导致红二团兵败南山，不久他本人也被捕投敌，做了可耻的叛徒。
红二十六军外线作战取得连续胜利，横扫照金周边的反动势力，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域，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为了适应陕甘边照金苏区迅速发展和巩固的迫需要，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构相继在照金成立。习仲勋回到照金后，便积极投身到领导照金苏区的党、政、军、群组织建设工作中去。
1933年1月异界修仙成圣，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陕甘边照金苏区成立中共陕甘边特委。3月8日，在红二十六军的帮助下结婚十年感言，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在耀县照金镇兔儿梁正式成立艾儿长靴，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辖耀县、旬邑两个县委和苏区党组织。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成立的同时，共青团陕甘边区特委也随即成立，习仲勋兼任共青团特委书记。6月，金理科调回省委，秦武山继任特委书记。
1933年3月7日，中共陕西省委根据陕甘边区游击队迅速发展的形势发出指示，要求：立即成立一指挥部，指挥边区耀县、宜君一带的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根据省委指示，3月中旬，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兔儿梁成立，李妙斋任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习仲勋兼任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进一步从政治上、组织上整顿了各游击队，加强了组织纪律，提高了政治素养和军事素质，配合红军主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镇压反动势力，扩大根据地，捍卫红色政权。
随着根据地不断扩大和群众斗争的迅速发展，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提上了议事日程。1933年3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中指出， “边区的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经过了红二十六军的英勇斗争，是更有不同的发展遗珠记，群众斗争更广泛的开展起来，斗争是深入了，群众自动起来消灭豪绅地主的统治，已提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的阶段。” “边区革命委员会，在现时条件之下，立刻由农联、游击队、共产党、红二十六军代表共同组成，革命委员会必须执行一切政权的任务。”
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红二十六军的帮助下，于4月5日在照金召开了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贫苦农民周冬至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当选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粮食、经济、文化教育、肃反等职能部门。
陕甘边党、政、军组织的建立，为根据地的发展和扩大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年仅20岁的习仲勋在陕甘边党的组织、临时政权组织和地方武装组织中都任要职。他既感到这是组织、战友们和苏区群众对自己的信任，同时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决心不辜负党和照金苏区人民群众对自己的期望，将以更高的政治热情和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投入到革命洪流中，为推翻旧政权和旧制度做出贡献。
随着照金革命形势迅猛发展，芋园、香山、照金、旬邑、宜君游击队相继成立。同时，在习仲勋、李妙斋等人的积极动员下，人民群众踊跃参加游击队，迅速壮大了游击队的力量。据老红军张耀春回忆说： “一天晚上，习仲勋在韩家山李货郎家召集穷人开会。会上，习说要大力发展游击队，开展人民战争，保卫红色政权。我当即报名参加游击队，经他同意，我和带子村李占魁一起组织了一支小游击队，有9个队员，我任队长，李占魁任副队长。成立队伍时，红二十六军授给我们一面红旗，上有镰刀斧头。按照上芋园游击队驻地遗址级指示，我们在铁王、石门、旬邑、暗门地区进行革命活动。”很快皇极天尊，边区游击队发展到20多支，900余人。
游击队急剧扩大，在加强边区武装力量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不少游击队混进了坏人，侵犯群众利益、破坏 军民关系的违法乱纪行为屡禁不止，甚至，个别游击队还出现了被坏人所把持的现象，最突出的是硬老八（绰号）违法事件的发生。硬老八原是一个农村地痞，混入我游击队后，恶习不改，发展到抢人、强奸妇女，引起群众极大的愤怒。另外，一些游击队干部战士缺乏政策观念，将家有二、三斗粮食的群众也当土豪来打，严重侵犯了群众利益。游击队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是由于当时盲目扩大游击队武装造成的，即在1933年春游击运动正在发展之时，由于缺乏经验，审查不严，大发红旗①，造成了队伍的不纯洁和一些坏人的混入，给游击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1933年4月，为了加强对边区20多支游击队的领导，解决游击队发展过程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红二十六军党委决定，改组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调整李妙斋的职务，任命黄子文为总指挥，习仲勋为政委。5月，李妙斋继黄子文再任总指挥。
新的指挥机构立即对下辖的20多支游击队进行了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彻底整顿。习仲勋作为游击队政委，在整顿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他和李妙斋等人，在红二十六军的协助下，坚决地遣散了一批纪律涣散、成分不纯、严重违纪的人员，将原来20多支游击队的建制，重新整缟为七、九、十-6支游击队和1个政治保卫队。同时，在游击队内部开展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建立了游击队政治工作制度，有效地提高了游击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一项核心工作。1931年，中共中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大会土地法草案》规定：对所有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分配。1933年春，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成立后，根据这一法案，在巩固、扩大照金苏区的过程中，大力实施了分配土地给农民的政策。作为陕甘边革委会副主席的习仲勋成为照金苏区土地革命的重要领导者之一。
早在1932年10月，习仲勋就参与领导了照金南边不远的渭北土地革命。在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的掩护下，在三原武字区南原进行土地分配。27日，习仲勋参加了渭北党团特委召开的党团书记联席会议，决定各支队用革命斗争的方式，集中五、六天时间，迅速开展土地分配工作；28日，习仲勋参加了渭北党团特委和革命委员会召开的武字区38村代表会议，进一步学习苏维埃土地法。但当时由于外部条件尚不具备，土地分配工作存在很大盲目性，效果不佳。
在照金土地革命斗争中，吸取了渭北土地革命斗争“左”倾盲动主义的教训，首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土地革命开展初期，金理科、习仲勋、周冬至等陕甘边区负责人，走遍了照金的村村寨寨，吃住在群众家里，广泛走访当地群众，通过和老乡拉家常等形式访贫问苦，深入调查研究农村土地分布情况，认真听取农民对土地分配的意见。在充分调查研究，做好准备的基础上，将照金土地革命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一是发动阶段。陕甘边区党、政、军负责人习仲勋、李妙斋、周冬至、王满堂等，亲自带领干部深入乡村，和基层干部一起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土地分配的意义和政策。二是组织阶段。一般是上级领导，乡村革委会与农民联合会、妇女会共同负责，统计户数人数，具体确定分配对象，研究分配方案等。三是实施阶段。首先，郑重宣布没收一切地主、反动富农、寺院祠堂的土地；其次，根据各村的具体情况，采取两种形式进行分配，一是谁种归谁，即确认佃农对租种土地的所有权，其地归佃农所有，农户不再向地主交纳佃租；二是由贫、雇农代表统一丈量全部没收的土地，测定数目和每块土地的等级标准，然后按照人口与劳动力结合的标准进行分配。
土地分配的原则是：贫雇农有优先权，对土地不足的中农予以适当补充，给地主、富农等留足保证其基本生活的土地。
具体方法为：由区乡党和政府组织雇农群众，将没收的全部土地重新逐户分酡，并以插木撅的方法区分地界。
照金苏区的芋园、金盆、秀房沟、大崖子、香山、陈家坡、北梁、韩家山、杨家山、谢家庄、老爷岭、黑田峪、南趟、小崖子村、碌碡坪、兔儿梁、杨柳坪、孙家山等广大乡—村，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分配运动。据调查，通过土地分配运动，芋园乡分配了耀县学堂和香山寺占有土地2000余亩；金盆乡分配了耀县平原大地主李卜克、陈家坡地主梅生玉的土地5000余亩；秀房沟村分配了大地主安东财的大部分土地；大崖子村分配了地主杜十二的500余亩土地；此外，还分别分配了耀县平原大地主潘家、雷家、耀县学堂、香山寺院以及当地地主的大量土地。
与土地分配运动相结合，中共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根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法令，宣布废除地主和国民党政府强加于农民的佃租、欠债和反动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
在照金土地革命运动中，习仲勋吸取渭北土地革命曾受“左”倾主义影响的经验教训，慎重对待富农问题。仅没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没有出租的土地不在分配之列，从而避免了渭北土地革命中出现的中农恐慌、富农逃跑的不良后果，使中农和无恶迹的富农的利益得到照顾，稳定了农村大局，促进了根据地革命形势的发展。
照金苏区的土地分配运动，不仅使苏区的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极大地调动了苏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拥护和响应，而且还密切了党群、军民关系，使党和红军、游击队获得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达对于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存活、发展和壮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从事实中认识到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因此从各个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 展建设。为了保卫斗争果实，巩固发展根据地，照金群众掀起 了参军热潮，先后有30多名优秀青年参加了主力红军，百余名 热血男子、妇女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保卫根 据地的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广大群众还积极开展支前活 动，男人们不分昼夜为部队运送粮草、修建工事、打造堞墙； 女人们任劳任怨，为部队赶做军鞋、磨制面粉、做饭洗衣。此 外，部分群众更是不辞辛劳，热心地护理红军、游击队伤病 员。胡家巷王俭老人，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多次细心照料受 伤的战士，为他们做饭、喂药、洗衣，不厌其烦，被战士们亲 切地称为“红军妈妈”。
习仲勋、周冬至、李妙斋等党政负责人，在整编游击队和开展土地分配运动的基础上，还组织和领导苏区人民群众，开展了基层党组织、基层政权和基层武装的组建工作。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成立后，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最大限度地发展党的组织，吸收雇农、贫农及良好中农入党”的指示，在红二十六军的积极帮助下，特委领导带领干部，深入基层，逐乡逐村地发动群众，培养骨干，积极发展有觉悟的贫雇农入党，先后建立起一批农村党支部和区委会。照金北梁、全盆、黑田峪、老爷岭和香山等地都建立了党支部。这些党组织和党员在极为艰苦的环境里，在对敌斗争中，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对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促进了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
在广大贫苦农民普遍觉悟，革命情绪愈加高涨的形势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苏区各级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横扫反动保甲里正机构，根据中央苏维埃政府颁布的苏维埃政府组织法，依靠农会、妇女会、发动群众民主选举乡村革命委员会，先后成立了照金、香山、金盆、韩家山、芋园、七界石、老爷岭、桃曲原等区、乡、村级革命委员会，同时选举有觉悟、有威望的群众担任各级红色政权的领导职务，颁布革命法令，建立起革命新秩序。
陕甘边区革委会成立后，习仲勋以主要精力从事地方武装和群众工作。他一村一村地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地访贫问苦，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开展斗争，先后在照金芋园、秀房沟、高山槐一带组建起农民联合会和游击队，在各区、乡、村普遍组织了以贫苦农民和少年儿童为骨干的农民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妇女队。这些基层群众武装组织，配合主力红军、游击队在本地活动，站岗放哨苏太华系，监视土豪劣绅和敌探，设置哨卡，盘查过往的可疑行人，对维护革命秩序、保卫红色政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习仲勋等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的共同努力下，土地分配、武装斗争、基层建政等工作，受到苏区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从而使照金苏区红色政权得到进～步的巩固和发展。
为使红军指挥部有一个坚固且安全的大本营，1933年春，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从照金兔儿梁迁驻到薛家寨。薛家寨地处照金镇北5公里处，海拔1619米，山势雄伟，山峰突兀，壁立千仞，四面凌绝，向以雄险著称。寨上石崖断壁间，横贯着一条宽窄不齐的天然石缝。山凹间有4个较大的石缝，自然形成4个天然寨洞。山下仅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往山寨，山势险峻，易守难攻。陕甘边党政军机关搬迁到薛家寨后，这里便成了红军的大本营，同时也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和指挥中心。
为了使大本营和指挥部机关更加坚固安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革命委员会将建设薛家寨的重任交给了习仲勋。在李妙斋、周冬至等人的配合下，习仲勋为建设薛家寨想方设法，任劳任怨，日夜操劳。他首先组织游击队员，依靠群众的支持援助，加固了前哨门和后哨门（北哨门），并在前后哨门修筑碉堡邪恶富二代，设置关卡，筑起堞墙。其次，对寨上天然崖洞依据地形夯土筑墙。筑堞墙需要粘土，薛家寨是石头寨，石头多，粘土少，筑墙所需粘土都是战士和群众从远处肩挑背驮运来的。为方便人员上下寨子，游击队和群众还修了一条盘旋小道，连接山下与寨上。他们还根据战斗需要，改造山寨，整修岩洞，储备粮食和其他物资。在加固寨子的同时，习仲勋组织游击队员在寨上设岗放哨，增设火力网点，又在党家山、鸡儿架等处设立哨卡，周围布下地雷、滚石垒，并挖掘了战壕、暗道等防御工事。
在建设薛家寨的同时，习仲勋还按照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的要求，在寨上相继建起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后勤单位。红军医院的3名医生，就是他联系省委派来的，主要任务是抢救和诊治重伤员。同时还组织二、三十名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贫苦妇女，成立了被服厂，担负起为红军和游击队员制作服装衣被的任务，有时也配合红军、游击队执行战斗任务，被称为“妇女游击队”。修械所所长惠子俊和部分技术工人，都是省委从西安派来的，主要为红军和游击队修理枪械，制造弹药、手榴弹和土地雷等武器。工人最多时达四、五十人。修械所曾研制出一种威力很大、形似甜瓜的手榴弹，上端安装一小环，用麻丝拧成辫状的细绳作柄，战士们称之为“麻辫手榴弹”。它是照金苏区所独创的、红军时代生产的一种杀伤力较大的重要武器，在薛家寨保卫战中多次发挥重要作用。寨上还设有仓库和监狱。仓库主要用来贮存粮食和各种物资器械；监狱则为关押地主豪绅的临时场所。
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习仲勋等陕甘边区负责人还在薛家寨山脚下的亭子沟设立了集贸市场，准许外来商人来边区做生意。开始五天一集，后来天天集会。亭子沟贸易集市的设立，不但方便了周围群众，活跃了边区经济，更重要的是为薛家寨边区机关和红军游击队提供了后勤保障，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在习仲勋、周冬至等映甘边区负责人的领导下，经过一番精心建设，薛家寨成为一个防守严密、补给较为充足的军事指挥中心和红军、游击队的后方基地。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时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的王世泰在65年后曾评论说： “仲勋是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和总指挥部的政委，很多军事活动需要他去领导和指挥；他又是筹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主要负责人，有许多具体工作要他去做。革命委员会主席虽然是周冬至，但他是按照上级要求必须选出一位雇农来担任主席的，人老实又没有文化，大量的工作是习仲勋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过问。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百万傀儡兵，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付出了心血，做出了贡献。”
①大发红旗：指当时对申请成立游击队的人员没有严加审查就发给红旗，吸收其为游击队的正式力量。大发，钱今凡有过度发放的意思。
从此，习仲勋参与领导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便以薛家寨为大本营，以照金苏区为中心，以耀县、同官、淳化、旬邑、宜君周边地区为重点，开始了更加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和革命政权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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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监制：张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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