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报人丨张季鸾：书生报国唯秃笔-榆林党史
导 语
张季鸾，原籍陕西榆林，出生地在山东邹平。其父张楚林曾在总兵刘厚基和知府蔡兆槐的栽培下，考取了进士，而这则是在尚武风气浓厚的榆林地区破天荒的一件事不死之穿越。为了报答刘蔡二人的恩德，张楚林在家中设立了两人的牌位，令子孙后代供奉祭拜，这种报恩的思想对年幼的张季鸾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张季鸾后来在《归乡记》中就曾写道：“······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道门秘术。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我的思想，是赞成维持中国的家族主义，但是要把它扩大起来······从报答亲恩，扩大为报答共同的民族祖先之恩。”张季鸾的这种报恩思想在后来的办报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就是以文章报国。
张季鸾（1888—1941）
1926年张季鸾同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汤子同，接办天津《大公报》。在此后，张季鸾担任新记《大公报》总编辑及社论主笔达十五年。这期间，中国内忧外患傅羽佳，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社会动荡不安，而张季鸾通过自己手中的笔将其“文章报国”，“新闻救国”理念展现得淋漓尽致。他通过报刊为载体发表言论李土金，针砭时弊，辨析时局，对当时的社会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间排左起：左一张季鸾，左二吴鼎昌何君诚，左三胡政之
1926年至1927年间，张季鸾曾发表过三篇社论，矛头直指吴佩孚、汪精卫、蒋介石刘定成，这三篇敢于直斥政治权贵的社论史称“三骂”。
其中，“第一骂”是1926年12月4日发表的《跌霸》一文关东太阳会，对吴佩孚的军阀统治之所以落得现今结局的一次鞭辟入里的分析：“吴佩孚独霸一时泽丁施奈德，为迷信武力统一之一人···识者不待其踞蹐郑州义犬报火警，早知其必演跌霸一剧矣。”
“第二骂”是汪精卫，1927年11月4日张季鸾在报纸上发表社论《呜呼领袖欲之罪恶》，对汪精卫在北伐革命中的反复无常之举进行痛斥：“特以‘好人为上’之故，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全职刺客，则直罪恶而已”，同时也一针见血指出彼时中国政局的动荡不安在于“领袖欲与支配欲为之祟耳”。
“三骂”最后一篇是针对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张季鸾在《蒋介石之人生观》中对蒋宋联姻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讽刺，痛斥蒋介石“离妻再娶，弃妾新婚”、“兵士徇生闲读梧桐，将帅谈爱”，揭露蒋介石为人虚伪龚心如，“不学无术，为人之祸”。这“三骂”表明了张季鸾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何广位，敢于去直面社会黑暗并予以深刻揭露，尖锐抨击了当时中国政治上的腐败与混乱。
张季鸾出席“大公报号”滑翔机在珊瑚坝机场的飞行表演
不仅是对国内政治腐败黑暗的混乱局面尖锐的揭露那时纨绔，周继先张季鸾在其社论文章中对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进行了深刻洞悉，并预见日本对华侵略的事态趋势。台湾学者陈纪滢曾在《报人张季鸾》一书中说：“季鸾先生洞察时事，眼光之敏锐与远大龙之帝国，就中日关系来说，先知先觉，是最权威的政论家。”
1931年7月张季鸾发表过一篇《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对日本对中国侵略野心表达了忧虑和预见，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再发社论《国家真到危重关头》海鲎，对事变后国内外的局势进行了全面深入分析，认为日本发动事变的目的并不在于侵占东三鼻子出血止不住省，而在于灭亡中国婪组词，提醒国民：“中国至此，已非国耻问题，而真为存亡问题。”此后，张季鸾根据日本对华政治军事行动的最新动态，从不同的角度对时局变化进行分析，旨在提醒国民“救亡图存”。
在1941年张季鸾病逝前19天，时值日本对重庆空袭轰炸期间，他仍坚持用笔墨文章激励国民抗日救国的情绪。在1941年8月18日，张季鸾病榻上对王芸生说：“我们必须想个说法打击敌人。”于是便有了那篇著名的社论《我们在割稻子》——“在最近的十天天气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金黄稻子。让敌机尽管来吧，让它来看看我们割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张季鸾对于国家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信念，也鼓舞了广大民众。
张季鸾（二排右四）与大公报同仁合照
张季鸾一生作为一名报人，一名文人，他不是一位政治家，更不是一位军事家，但是他却能对时局有着敏锐的洞察，见人所未见，敢言人所不敢言，这不仅是其长期办报所积累的职业敏感，更是其在报业生涯中所秉持的“文章报国”的职业理想与追求。在张季鸾逝世后阴谋的代价，重庆各界为起举行追悼会暴走哥，国共双方的领袖都发来唁电，国民政府也为其颁发了褒扬令。这在中国报业史上是未曾有过的，这也说明了张季鸾一生实践“文章报国”之理念也是得到世人所认同的。
蒋介石曾亲临兴善寺致祭张季鸾
张季鸾这样的“文章报国”的情怀，“心怀天下不平事，意念人间疾苦情”，对于新闻职业理想的孜孜追求与实践更是值得当下我们去学习和践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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